云南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机制与路径

　　文/路娜(云南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最重要行为体，需要建构战略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创新三角，形成三者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机制，从而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云南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路径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云南各级政府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主要推动者，需在政策沟通、资金融通、制度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活跃的经济行为体， “一带一路”倡议在形势研判、发展理念、目标蓝图、实现路径等方面，与创新驱动战略下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抓住创新发展的牛鼻子，企业可以大有可为。

　　一、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机制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熊彼特把实现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新组合”的功能赋予了企业，而把实现“新组合”的职能赋予了企业家。

　　(一)创新要素

　　支撑创新的要件是创新要素，它是指一切与创新活动有关的必要资源和条件，这些必备资源之间的组合与联系，则构成了创新体系。创新者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它包括在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管理的所有脑力与体力劳动者。当企业不创新也能够盈利，或者说创新的风险和代价远远高于利润本身时，企业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于企业家，是企业家的精神在驱动着企业创新。

　　1.创新企业家

　　创新企业家不同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个人致富是其目的之一，但最突出的动机还是来自于“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没有一个创新型的企业家，就没有企业的创新，因此创新企业家的存在，是企业创新的首要因素。

　　2.创新机遇

　　所谓创新机遇，就是企业家顺应市场运行规律，找准、发现或是创造市场需求，为满足客户需求而采取的以战略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活动。这一时机的把握，往往依靠于企业家对市场的敏锐嗅觉，需要创新者捕捉市场需求信息与技术进步等信息，通过市场需求与技术可行性的结合来产生新思想。对客户群体的识别与把握，是战略创新能够实现的关键。当企业有了创新企业家，企业家又把握住了市场机遇，企业就开始了最初的创新活动，即战略创新。

　　3.创新环境

　　广义上来讲，创新环境是指在企业所要从事创新活动的地域内，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之总和。狭义上来讲，主要指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和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政府在其中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因它不仅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也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维护者，更是法律制度、政策法规的缔造者。若把企业家的战略创新比作创新萌芽的话，那么创新环境就犹如阳光、雨露、空气和土壤。没有适宜的创新环境，创新萌芽将不会开花结果。

　　4.创新资源

　　有些学者将这里提到的创新资源归于创新环境，笔者之所以把它单列，是基于它与技术创新的直接相关性，简言之，就是直接参与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人才、技术和资金，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资源，也包括企业通过与外部创新行为体合作而形成的协同创新资源。创新资源犹如土壤中的养分与肥料，滋养着创新萌芽茁壮成长。由于创新是一种高投入、高技术含量和高人才密度的活动，所以没有这些创新资源，创新萌芽无疑也会夭折。

　　5.组织管理

　　这里涉及研发、试生产、设计与生产、营销等全链条的组织模式，是战略创新落到实处的关键环节，是创新成果最终走向消费者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涉及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两方面的内容，是所有创新要素中难度最大、要求最高、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最能充分发挥的关键一环。企业是组织管理的最重要行为体，一般是试生产、设计与生产的唯一行为体。联盟协会在企业抱团“走出去”的过程中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里把它作为次要创新行为体，主要是考虑它在市场信息获取、营销或是联合生产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二)创新体系

　　在以上5大创新要素中，之所以把创新企业家单列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创新要素，是因为它是企业创新的源头，承担着最为核心与关键的作用，它既是创新要素也是创新行为体。无创新型企业家，就无创新型企业。

　　创新企业家、创新需求者、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盟协会共同构成创新行为体，而这7个创新行为体与5大创新要素共同构成了企业创新体系。其中，创新企业家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启者，创新需求者是企业创新成果的消费者，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盟协会是创新活动的重要实践者。

(三)协同机制

　　创新机遇通常是由创新企业家来捕捉和创造的。之所以把创新机遇单列作为一个创新要素，主要是考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在涉外经济技术活动中，市场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挖掘对企业创新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捕捉到创新机遇的企业家才能开启战略创新，继而开辟新市场，带动整个企业走上创新之路。

　　战略创新促使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促进企业利用创新环境和各种创新资源着手进行技术创新，促使企业进行管理创新以符合创造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供应来源以及新的工业组织模式的要求。管理创新是创新行为体为实现各自价值与目标而进行的组织管理创新，目的是让各创新要素充分发挥其效能，以保障战略创新目标的实现。创新资源与组织管理2个要素相互协调、互相促进，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盟协会等多个行为体频繁互动、协同创新，共同满足创新需求者的要求。

　　企业创新是由战略创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创新三角构成，3类创新相互作用、动态调整、协同推进、稳步发展，共同构成了企业创新协同机制。

　　二、云南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路径

　　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被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提出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践行者，主要承担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的历史使命。

　　(一)设施联通

　　云南作为中国联通印度洋的重要战略通道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云南现有的各类国际通道设施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潜力巨大。企业作为基础设施的具体承建者，可积极参与联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铁路、公路、机场、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油气管道、电力、通信等能源信息通道建设。加强交通领域技术标准的对接，强化管道、通信等关键技术和设备的攻关。积极参与口岸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依托电子口岸实施关检合作“三个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和一次放行)，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加快区域通关一体化和检验检疫一体化进展(杨枝煌，2017)。

　　(二)贸易畅通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涉及经济合作的众多领域，包括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物流、对外投资等多项内容。云南与东南亚三国接壤，口岸众多，边境贸易较为活跃。企业从事经贸交往的商品不是产品就是服务，但在涉外经济交往中尤其要注重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与管理，适时将专利、自主技术上升为国际标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云南制造业要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加工贸易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快捷方式。云南可选择西药加工作为突破口，通过引进国际知名药企等方式，先发展西药再发展中药，优化制药产业，提升产业结构。此外，加强精准产业承接工作力度，创新产业承接模式，推动产能转移、扩充与合作。积极进驻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载体，实现企业发展的集群效应与产业链优势。

　　把服务贸易作为云南省出口贸易新的增长点，提升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服务水平。摸准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特点，探索“规模化农业+在线种养殖+跨境电子商务”的外向型农业发展模式。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服务能力，打破传统内源式管理模式，以需求为导向，整合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等外部资源，尽快在南亚东南亚市场建设一批优势特色产业出口导向型服务基地(张颖婕、许亚萍、王波，2017)。引导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降低成本，分散风险，缩短研发周期，丰富生物医药产品的品类与数量。

　　创新电商企业运营发展模式。以国际化视野为出发点，因地制宜自建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电子商务运营平台，对特色产品进行详尽介绍、模块分类，打响特色产品知名度，配套买卖双方语言同步翻译软件。确保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并行发展，倡导电子商务发展“质”“量”并行，培育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创新意识，注重通过市场反馈情况来完善产品的相关信息。引入专业化云物流，提升云南省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构建云物流平台，整合电子商务平台资源，实现电商间信息共享，智能决策。电子商务平台创新运营模式，通过云物流平台选择合作物流商，保障物流质量。通过市场机制，逐步淘汰不合格的商流，为电子商务发展营造公平、良性的竞争环境(张雅静，2016)。

　　加强对外工程承包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瞄准东南亚、南亚、非洲市场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外工程承包活动。拓宽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从传统的农业、矿业向各类服务业、文化产业等转变。增强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对外投资能力，以新设、并购、再投资、发债融资等多种方式，创新对外投资模式。围绕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等优势领域，以行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行业协会、兄弟企业、金融机构等共同构建国际产业创新联盟，优先在南亚东南亚地区布局，实现跨国产业转移。

　　发展现代物流企业。从精准营销、互联网物流、客户体验等方向入手，实现交通物流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普及甩挂运输，推进车型标准化，推动智慧物流发展。依托物流大通道发展多式联运，促进干支衔接，实现运输与服务的融合。云南物流企业要紧紧结合客户需求、市场变化和自身实际，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系统设计，分步实施，不断消除自身发展的短板和瓶颈，依靠强大的干线、支线、仓配、末端等网络构成的物流服务体系来提升物流服务质量，其中既包括实体物流服务，又包括互联网对物流资源的连接和协同(陈玲玲、赵光辉，2015)。

　　(三)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云南企业在参与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的各项经济活动中已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民心相通的建设。一方面消费者通过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认识与了解云南企业和云南人，另一方面云南企业应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更多地与社会组织合作，把企业管理经验与企业文化宣传出去。除了科技人文交流之外，有2个产业的产品与民心相通直接相关，这就是旅游与传媒产业，它们对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宣传云南民族文化、夯实云南对外合作的民意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深化科技人文交流。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在东南亚南亚国家建立海外科技示范园、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共同开展技术攻关，联合培养技术人才，促进适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积极争取海外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到云南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工作，积极承担政府对外援助的各类技术培训活动，主动参与国际科技特派员等相关工作，增强与国外科技人员的交流与互信。

　　推进旅游业创新发展，促进文明对话与民心相通。立足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特点，运用创意来规划与包装，发展差异化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采用故事营销的模式，创作旅游微电影，并透过网络视频与社群媒体来进行网络营销(周建辉、范垂仁、蔡尚德，2015)。透过互联网及相关网络技术来促进旅游交易与服务，这些技术与平台包括网络营销、社群媒体、旅游论坛，以及移动APP(周建辉、范垂仁、蔡尚德，2015)。用在线旅游拉动数字旅游文化制作，促进旅游文化传播。打造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云南应深入挖掘“郑和七下西洋”这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壮丽诗篇的深刻内涵，结合云南特殊的地理与文化背景，通过影视创作、文艺演艺、其他影像动态展示等方式再现历史情境，丰富旅游者的文化体验;联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串联东南亚诸多文化古迹，沟通各国各地区的丝路文化信仰，让旅游者在线路的重要节点享受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与特色。加快云南与孟、缅、印的旅游走廊建设，以沿线中心城市为节点，以铁路、公路、航空建设为载体，打造孟中缅印旅游圈。共同策划开展跨境旅游项目，鼓励自驾车旅游、体育赛事旅游等项目开展，丰富旅游体验(娄阳、李庆雷、杨培韬等，2017)。

　　加强海内外媒体双向合作与交流，寻找共同话题，讲好彼此故事。通过与当地经营者合作的方式，云南媒体可在较短时期内介入海外媒体市场，避免或者减少在营运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集中对外传播优势资源，变“单点作战”为“集团作战”，打造高品质传播平台(王林、李晓霞，2015)。扩大国际传播外延，深化新闻信息产品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形成捆绑式信息传输。加大外向型企业与媒体合作力度，充分发挥媒体“传播先行，文化渗透”作用，发挥舆论引导、信息监测、舆情研判、危机公关等优势，更好地服务企业(张丽英，2016)。提倡以草根、多元化、互动性为特点，以精准传播为手段的新媒体传播方式，着力培育年轻一代的海外受众。

　　三、云南政府推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由我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倡议、我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对外开放新方略，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纲领，也是近年来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国际合作倡议。中国各级政府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者、执行者，更是激励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者、保障者。

　　(一)政策沟通

　　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战略拟定、政策沟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等各个方面形成对接。依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搭建政策沟通渠道，增强战略对接信息对称。

　　促进战略对接。通过积极参与中国—东盟、澜湄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积极推动滇缅合作论坛、中国云南与印度西孟加拉邦合作论坛以及云南与老北、越北、泰北合作工作组等机制，形成常态化的信息有效反馈渠道和调适平台，继而畅通战略反馈渠道，引导战略修正，主动建构战略对接的政策约束(卢光胜、段涛，2017)。关注以上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表态与诉求，关注区域内双边或多边官方协议以及各国所提出的发展战略、规划和计划。通过加强高层磋商，切实推动形成基于共识的系列双多边框架协定。

　　推动项目建设。基于各国现实需求，开展双多边项目合作可行性梳理，联合建构不同优先层级和先后时序的项目库，共同商建边境自由贸易合作规则。构建多层次的争端高效解决机制，支撑形成全面合作格局。

　　加强促进贸易畅通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方面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许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双多边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加强科技创新政策沟通。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共同开展规划编制、创新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合作，支持这些国家政策能力建设。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或国际组织就区域内共同面对的挑战和重大科技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引导鼓励云南高新区、农业科技园等各类园区与沿线国家主动对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国外共建科技园区，探索多元化建设模式。

　　做实现有平台机制。办好南博会、昆交会，打造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多边外交平台、经贸合作平台和人文交流平台，发挥其在投资促进、产业合作、要素聚集等方面的作用。从民间科技人文交流、经济贸易往来等方面持续强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抓住国家主导澜湄合作的机遇，全面参与澜湄合作，完善同老北、越北、泰北合作机制，加强滇印、滇缅合作。

　　(二)资金融通

　　争取资金支持。争取中央和省级各级财政加大对基础设施、经贸发展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争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支持云南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争取中央各种援外资金向云南倾斜。

　　扩大人民币对南亚、东南亚的跨境使用。推动央行加快与印度、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推进双边本币结算协议签订，扩大境外人民币存量。积极推动在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鼓励在境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宗商品贸易、境外经贸合作区内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降低货币错配风险，提高人民币境外存量。提高个人携带人民币出入境额度，试点复制推广外经人员携带证制度。采用清算行模式、代理行模式、NRA(指境内银行为非居民机构开立的境外机构人民币结算账户)模式、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通等模式，畅通人民币跨境结算和清算渠道。便利境外人民币投资，畅通人民币双向回流渠道，提升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增持信心与意愿。促进金融机构走出去、引进来，鼓励和引导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在云南设立机构并开办业务。

　　加大金融对云南外贸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云南分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可积极向总公司、总行争取更大的保费扶持规模和信贷投放数量，云南地方财政争取挤出部分资金补充保费扶持项目。银行要创新思维方式经营中小微企业业务，主动走进中小微企业进行推介，辅导他们使用创新型贸易融资产品。银行可探索因企施策降息减费，积极开办国内业务，加大专项资金扶持力度。支持云南外贸企业国内采购，开立国内信用证，开办国内保理、国内保函、国内商业发票贴现等业务(马俊、冉萍，2017)。对云南外贸新业态跨境电商服务业，对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融入境外零售系统，设立海外公司、“海外仓”，实施专项支持(马俊、冉萍，2017)。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积极探索以境外资产、股权等为抵押提供项目贷款和并购贷款的服务方式，支持企业在境内外发行债券募集资金，进一步创新债券品种并扩大境外发债规模。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为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提供合理的融资便利(王一鸣，2015)。推行PPP(公私合营)模式，通过与“一带一路”股权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等相互协作的方式，来实现资产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制度创新

　　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事实证明，对企业的激励和促进，尤其是民营企业，不仅仅在于政策倾斜和资金补助，而是在于放手。作为企业创新必备要素的企业家，不是政府培养的，而是市场培育的。“放手”强调尽可能少一点公权力的供给，尽可能多地营造按市场规律办事、接受市场选择的制度环境，创造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减少束缚在企业头上的条条框框，使企业创新活动得到释放，有了活力才可能有实力，才有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强化各级工商联(行业协会)的建设与服务。可将政府转移或下放的相关职能角色赋予工商联，让其有位有权，更好地承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娘家人”的角色。加强境外异地行业协会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其职能与作用，增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归属感，维护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卢勇，2016)。强化工商联、行业协会的党组织建设，开展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统战工作对行业协会组织的有效覆盖。注重加强与所在地行业协会的联系与友谊，为企业适应当地环境、熟悉当地法律法规提供帮助。

　　出台激励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类创新政策。各规划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应主动出台相关政策，促进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推进战略创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引导鼓励企业家创新，促进技术与管理人才的自由流动，激励人才创新创造。